「说谍」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王世英在隐蔽战线的铁血征程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的 前面的话，11月12日，有幸在北京远望楼参加了革命老前辈，中共隐蔽战线传奇的领导者王世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有感而发，找出以前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可能再今天资讯发达，不少事迹网上已经有过），籍此表达对先辈们以信仰为刃、忠诚为盾，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行走在“黑夜钢丝”上的崇敬之情。 1931年，中共隐蔽战线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位掌握着中共核心机密的特务专家，将中央特科多年建立的情报网络和...
所有的牺牲都是不朽的
所有的无名都是应该被纪念的
前面的话，11月12日，有幸在北京远望楼参加了革命老前辈，中共隐蔽战线传奇的领导者王世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有感而发，找出以前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可能再今天资讯发达，不少事迹网上已经有过），籍此表达对先辈们以信仰为刃、忠诚为盾，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行走在“黑夜钢丝”上的崇敬之情。
1931年，中共隐蔽战线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寒冬。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位掌握着中共核心机密的"特务专家"，将中央特科多年建立的情报网络和行动部署和盘托出；6月，彼时曾担任中共最高领导的向忠发的叛变更是雪上加霜。上海、南京等地的地下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联络点被捣毁，同志被逮捕，曾经蓬勃的红色斗争陷入低谷，白色恐怖笼罩着白区的每一个角落。
就在这危急时刻，10月，一位青年悄然抵达上海。他便是王世英，黄埔四期生，参加了北伐，并在广东地区参加过工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辗转于北方军阀的军队里，从事军运以及策划“兵变暴动”，虽屡屡涉险，但对组织的忠诚从未改变。彼时，他辞掉了杨虎城部副营长的军职，赶到上海来寻找中央，接上组织关系。
1927 年，王世英（后排左）和董维屏、吴成开在广东虎门香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工作时合影留念
后潜伏于阎锡山、杨虎城部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不仅熟悉军阀系统的运作逻辑，更练就了一身在刀尖上行走的过硬本领。由于他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未曾留意的"新面孔"，且具备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组织上经过慎重考察，决定委派他以特派员身份前往南京——这座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心脏，肩负起恢复组织网络、重建情报系统的艰巨使命 。
中间为王世英
临行前夜，中央特科情报科长陈赓亲自为王世英送行。这位素来幽默爱笑的革命战友，此刻面色凝重，告知王世英，原有情报网全被破坏，联络点尽毁，他必须重起炉灶，白手起家。陈赓告知王世英，他的代号'老余'，紧急联络暗号'伍豪之剑'（伍豪，周恩来在上海主持工作时期的化名；之剑，那是指中央特科三科，红队）。
王世英接受了组织的嘱托，便孤身踏上了前往南京的路，身后是组织的信任和期望，身前是未知的凶险 。
彼时的南京城，作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黑云压城，杀机四伏。街头巷尾遍布便衣特务，茶馆酒肆、车站码头全是监视的眼睛，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王世英以商人身份落脚后，第一时间赶往中山路秘密联络点，却只见门窗破损、人去楼空，显然已遭敌特破坏。他深知，要在这座孤城立足，必须先摸清敌情，于是决定利用黄埔军校的同窗关系打开局面。他巧妙地以商人身份为掩护，将联络地点选在人流密集、鱼龙混杂的夫子庙茶馆。这里三教九流汇集，既有达官显贵的闲情逸致，也有市井百姓的烟火气息，恰恰为秘密联络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他凭借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校友身份，不动声色地与散落于国民党军政系统中的黄埔同学建立联系，在推杯换盏、闲谈寒暄之间，敏锐捕捉可用信息，谨慎筛选可靠力量。
他以真诚感染着每一位有良知、不满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旧友，逐步将触角渗透进国民党军队、政府机关等关键领域，一步步重建起覆盖南京核心区域的秘密情报网络，成为中共获取国民党核心机密的重要渠道，为红色斗争重铸关键的情报支撑。
在夫子庙一间喧闹的茶馆里，王世英以"初来南京经商，恳请同窗关照"为名，宴请了几位老同学。席间有国民党第一办公厅办公室主任任耀武、山西老乡张孟浪，还有他的黄埔老同学史济美，此时的他已经加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党务调查科，对外改名马绍武，这是一个日后成为他死敌的阴险角色。酒过三巡，众人闲谈间，王世英不动声色地打探着南京的局势，终于从只言片语中得知，正是史济美成为了顾顺章的得意弟子，带领特务查获了中共在南京的多个联络点，双手早已沾满了同志的鲜血 。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王世英在南京闹市区开了一家"鸿昌南货店"。店铺里各色南北干货琳琅满目，老板却时常"不务正业"，要么外出喝茶会友，要么独坐柜台算账，实则将店铺打造成了秘密工作的掩护点，日常托付给隔壁杂货店老板照看。他真正的精力，全放在了寻找失散的地下党同志上。
南京地下党的原来的重要联络点金源车行，此时已被敌特严密监视，成为诱捕同志的陷阱。王世英连续多日乔装成茶客，在车行附近的如意茶楼二楼暗中观察，摸清了特务的换岗规律和布控范围。终于有一天，一个胸前挂着剑型十字架的教士出现在车行门口，神色警惕地来回踱步。王世英心中一动，立即下楼，假装等候友人，从怀中掏出一枚装饰着小十字架的怀表，故作不经意地把玩着。
"先生是基督教徒吗？"教士主动上前询问，眼神中藏着试探。
"是的。"王世英轻声回应，心中已有答案。
"这附近有铺面出租吗？"他按照预设暗号追问。
教士眼中闪过一丝亮色，连忙答道："有，前面胡同五号。"说着指了指胸前的剑型十字架，加重语气，"是五号。"
"伍豪"的暗语通过十字架巧妙传递，王世英知道，接头成功了。这位教士正是南京地下党联络人简北昌，两人迅速转移到僻静角落。简北昌带来的消息令人揪心：南京地下党的联络点和电台已全部被毁，金源车行内两位同志被严密监视，无法脱身，自己也是冒险现身寻求救援 。
面对绝境，王世英与简北昌、毛永明等同志紧急会商，一个大胆的营救计划逐渐成型。几天后，一支声势浩大的出殡队伍突然出现在金源车行门前，敲锣打鼓声、号哭声震天动地，吸引了大批市民围观。车行里的特务见状也纷纷出来看热闹，丝毫没有察觉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救。抬棺的杠夫中，就有简北昌的身影，他与车行内的两位同志眼神交汇，暗号瞬间传递。
就在此时，一名杠夫"不慎"摔倒，与同伴当场扭打起来，骂声、劝架声混杂在一起，将特务的注意力完全吸引。等他们看得尽兴，回头再看车行时，那两位同志早已混在围观人群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敌特精心布置的"钓鱼计"，最终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而王世英凭借过人智谋，在南京站稳了脚跟。
1931年底，为了让王世英的商人身份更具说服力，组织安排女党员李果毅假扮他的妻子。彼时王世英的发妻已在老家病逝，两人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共同的信仰、默契的配合让革命情谊逐渐升温，一年多后经组织批准，正式结为革命伴侣，并将儿子王敏清从老家接到南京，组成了"战斗家庭"。在南货店的掩护下，王世英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将暴露身份的同志安全送往苏区，并通过同窗、友人等渠道，派遣骨干力量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甚至在国民党核心的"复兴社"内部都安插了眼线，源源不断地将核心情报送往党中央，为红军粉碎围剿提供了有力支持 。
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33年的一天，李果毅与邻居陈太太去集市采购，意外遇到了昔日在湖南农会讲习所的学员黄细妹。由于不清楚对方现状，李果毅只能假装未曾相识，匆匆离去。这一幕恰好被路过的史济美看在眼里——他早已对这位"生意兴隆"的黄埔老同学心存疑虑，当即重金收买黄细妹，将其发展为女特务，一场针对王世英夫妇的阴谋悄然展开。
屋漏偏遇连夜雨，史济美在上海破获了中共印刷厂，得到了王世英是中共分子的线索，他立刻返回南京来寻找他的“老同学”。
万幸的是，潜伏在敌特内部的同志及时送出警报。王世英当机立断，连夜烧毁秘密文件，安排李果毅带着儿子和店员阿荣先行转移前往上海。就在他们出发不久，史济美便带着特务找上门来。王世英刚处理完最后一批文件，听到敲门声，透过门缝看到史济美的身影，立刻返回屋内，将围巾解下搭在窗台上，里外各垂一半——这是与同志们约定的"此地暴露"的紧急信号。
做好这一切，他拿起一把紫砂壶，从容走下楼去，笑着招呼："老同学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史济美没有确凿证据，不便直接动手，只得假意寒暄："路过此地，特来探望。"两人坐定品茶，史济美旁敲侧击："听说尊夫人曾在湖南闹农会，莫非是共产党？"王世英哈哈一笑，反问："老同学哪里听来的闲话？当年咱们在黄埔不也闹过学潮吗，难道都是共产党？"一句话噎得史济美无言以对，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
聊了片刻，王世英起身道："老同学稍坐，我去阁楼烧水，咱们好好喝几杯。"他提着空暖壶上楼，一进厨房便打开水龙头，让水流哗哗作响，同时大声喊道："水马上就开，稍等片刻！"趁着水声的掩护，他迅速开窗爬上屋顶，翻进隔壁阳台，从后门顺利脱身，消失在南京的街巷中。史济美等了许久不见动静，上楼查看时，只听见哗哗水声，屋内早已空无一人，只得气急败坏地摔门而去。
离开南京后，王世英携妻带子前往上海，投身于更残酷的隐蔽斗争。
时间将至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局势愈发险恶，中共中央也不得以撤出了上海，转移至中央苏区。上海还留有中央派出机构临时上海中央局，王世英临危受命担任代理军委书记，成为中央特科最后一任负责人。面对敌特的疯狂搜捕和"反渗透"阴谋，他吸取血的教训，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工作纪律：要求同志建立真实的社会职业，实行单线联系，严格限制横向往来，这套纪律如同"防火墙"，有效堵塞了漏洞，保护了革命力量 。
王世英在上海主持隐蔽战线斗争期间，还为许多著名人士参加和恢复党的组织，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就是其中之一。1934 年春，他介绍吉鸿昌恢复了党的关系，并代表中央局给其布置任务返回天津组织反帝同盟。急公好义，铮铮铁骨是王世英老前辈的写照，同样，也为老前辈以后埋下了隐患。
彼时，国民党特工总部的钱义璋，亦是王世英的黄埔校友，正在史济美的指挥下，推行阴险毒辣的"细胞计划"。这一计划由徐恩曾主导、顾顺章传授技巧，通过威逼利诱抓捕的地下党员，让他们像"癌细胞"一样潜伏在组织内部，秘密发展新的叛徒，企图从根源上瓦解中共地下组织。在这一计划的破坏下，上海中央局秘密机关、多个联络点先后被捣毁，秘密电台台长程祖怡等领导人被捕，与苏区的联系彻底中断，革命形势再次陷入危急。
面对强敌，王世英深知一味防守无法生存，必须主动反击。他决定重组"红队"——这支由周恩来亲手创建的"红色护法队"，专门负责惩办叛徒、铲除特务。不久后，一场危机印证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中央特科武胡景同志组织秘密会议时，因叛徒告密被大批军警特务包围。王世英接到消息后，立即带领红队队员驰援。得知叛徒只认识武胡景一人，他当机立断："制造混乱，除掉叛徒，趁机突围！"
红队队员瞅准时机，在人群中一枪击毙叛徒，随即击碎大厅照明灯。瞬间一片漆黑，现场乱作一团，百姓四散奔逃，军警特务无从分辨目标，只能眼睁睁看着武胡景等同志安全撤离。经报纸报道后，"红队神枪手"的名声传遍上海，叛徒特务闻之丧胆，嚣张气焰一时收敛不少 。
然而，仍有同志接连被捕，这让王世英敏锐地察觉到，组织内部还有未被清除的"内鬼"。经过多日暗访追查，一个惊人的真相浮出水面：叛徒竟是曾跟随他多年的店员阿荣！原来，阿荣在南京时就被史济美盯上，经女特务美色诱惑逐渐腐化，到上海后彻底沦为敌特的眼线，不断传递情报。万幸的是，王世英因工作调整未将他留在身边，才躲过一劫。
当阿荣再次偷偷送情报时，被红队队长朱军（开国少将）抓获。王世英得知后非但没有愤怒，反情报计划由此而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让他给敌人送份'大礼'。在他的安排下，阿荣写下假情报："侦得王世英住址福建路24号绸缎铺有秘密会议。"
这份情报让钱义璋和史济美大喜过望，钱义璋带领二十余名特务，于6月15日直奔福建路。刚下车，钱义璋便被埋伏在暗处的红队狙击手一枪爆头，当场毙命。
而针对老同学、老对手，中共在江南地区最为狠毒的对手史济美，王世英更要铲除。
1933年6月，中央特科红队通过部署，利用了中共叛徒丁默邨和李士群（正是以后抗战期间，作为日伪最大特务组织“76”号的创立者），史济美被中共红队负责人邝惠安率领红队队员孟华亭、欧志光、袁友芳、董纪全、陈香屏等包围，毙杀在上海广西路小花园百乐饭店门口。
铲除两大特务头目后，虽然上海的局势得到暂时缓解，但国民党特务机关，工部局政治处，包括租借巡捕房对共产党人的搜捕从未停止。加之彼时中共正处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阶段，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屡遭破坏，高层领导接连被捕和叛变（如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秦曼云等）。中共在上海的机关和工作人员生存日益艰难。
1935年秋，遵照党中央指示，王世英开始组织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干部和数百名地下党员向天津转移，仅留下少量精干人员继续潜伏。抵达天津后，他担任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继续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
此后，王世英老前辈始终活跃在隐蔽战线和统战一线。他拓宽视野，积极活动，稳妥地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先后吸收了40 多名新党员，团结了许多著名学者教授，如杨秀峰、张申府、张友渔、阮慕韩、董松、齐燕铭、吴晗等。他经常到他们家里促膝谈心，坦诚交流，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学者后来为党的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他受中央委派，秘密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达成四项抗日合作协议，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伏笔；他通过张克侠（中共特别党员，1929年在上海，由特科人员完成其入党手续，彼时单线联系人为周恩来）联络宋哲元，提出积极防御的抗日主张，推动29军投身抗战；
他担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在阎锡山的老巢里周旋五年，既阻止其投降日寇，又防范蒋介石的吞并，为陕甘宁边区打通了物资通道，毛泽东、朱德曾盛赞："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 。
从南京的"鸿昌南货店"到上海的"红队"指挥部，从天津的秘密联络点到西安的谈判桌，王世英以"伍豪之剑"为信念，在隐蔽战线浴血奋战十余年。他用智慧化解危机，用勇气铲除奸佞，用忠诚守护组织，不仅为党保存了宝贵的革命力量，更收集了大量核心情报，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位中央特科的最后一任负责人，如同一柄藏于鞘中的利剑，在黑暗中闪耀着信仰的光芒，其铁血丹心、智勇双全的革命事迹，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丰碑上 。
王世英老前辈再特科和抗战期间进行统战不完全大事记：
1931年10月-1933年，南京，恢复地下党组织、重建情报网络、营救被困同志。
1. 以“老余”为代号潜伏，通过暗号与简北昌接头，重建南京地下党联系；
2. 策划“出殡救同志”行动，成功解救金源车行被困地下党员；
3. 开设“鸿昌南货店”作掩护，将暴露身份同志安全送往苏区；
4. 安插同志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获取“蓝衣社”核心情报，支持红军反围剿
1933年-1935年，上海，主持临时中央军委情报工作、反击敌特“细胞计划”、清除叛徒特务。
1. 制定严密地下工作纪律，为白区斗争筑起“防火墙”，保护革命力量；
2. 重组“红队”，在剧场营救武胡景等同志，震慑叛徒特务；
3. 挖出内鬼阿荣，设计假情报诱杀中统局长钱义璋、特务头目史济美；
4. 应对敌特“反渗透”，减少组织损失；
5.在上海最危难之际，奉命组织和率领500余名中共秘密人员安全转移至天津，为中共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共隐蔽战线，统一战线保留了火种。
1935年秋-抗战初期，天津、西安、山西等地 转移地下党员、开展北方统战与情报工作。
1. 组织上海数百名地下党员向天津转移，保存核心力量；
2. 担任北方局华北联络局负责人，拓展北方隐蔽战线网络。联络爱国知名人士，推动抗日统一战线；
3. 秘密赴西安与杨虎城谈判，达成四项抗日合作协议；
4. 联络宋哲元推动29军抗日，提出积极防御主张
抗战时期，山西等地，统战阎锡山、保障陕甘宁边区物资通道。
1. 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在阎锡山阵营周旋5年，阻止其投降日寇；
2. 防范蒋介石势力吞并，搭建陕甘宁边区物资运输通道；
3. 精准掌握阎锡山动态，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关键情报，获毛、朱盛赞。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
你的功勋永世长存
